学习改写

我们家那间小公寓，墙皮总在冬天漏风，夏天往下掉灰。我每天天不亮就坐在窗边擦玻璃，能看见楼下卖烤红薯的王婶把煤球丢进铁桶，火星子溅得老高。菲利普说这世道难混，可他上个月刚升了个小职员，回家时总把顶针在裤腰上磨得叮当作响，说“等攒够了钱，咱们就能换大房子了”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亮得像揣了个小太阳，我望着他油光锃亮的皮鞋，心里却像被针扎似的——那鞋是我用三个月缝补活计攒的钱买的，他却总说“女人家家的，缝补能顶什么用”。 全家真正的希望，是于勒叔叔。 于勒是菲利普的弟弟，我小时候见过他一次。那时他总穿件蓝布长衫，袖口磨得发亮，却总爱把银币抛到我手心里，说“阿娜，这是叔叔给你的奖学金”。后来他去了美洲，临走前攥着父亲的手哭了，说“哥，等我赚大钱，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”。刚开始他的信像雪片似的飞来，说他在船上管伙食，攒了五十法郎，说“等我再攒些，咱们就能开个小铺子”。母亲每次收到信，都会把信纸铺在桌上，用顶针把字一个个描得发亮，然后把我的红绒线裙拿出来比划：“等于勒回来，咱们就去百货公司，给阿娜扯块上海布做新裙子。” 可后来的信就短了，字也歪歪扭扭，说他“在码头扛货，累得像条狗”。母亲把信翻来覆去看，突然把它塞进炉子里烧，烟味飘进我鼻子，呛得我直咳嗽。“别烧啊妈！”我扑过去想抢，她一把推开我：“烧了干净！那穷小子，怕是骗钱呢！” 再后来，邻居说在码头见过于勒，穿着破烂的水手服，在码头仓库后面啃干面包，头发白得像霜。母亲连夜把家里的银烛台换成了钱，菲利普却更沉默了，每天躲在书房里抽烟，烟蒂在地板上堆得像小山。“于勒要是真回来了，”他突然对着空气说，“我就把他赶出去！” 那年夏天，菲利普突然宣布要去哲尔赛岛旅游。我趴在他肩膀上看地图，他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小岛，说“于勒说不定就在那儿”。母亲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信他！那穷光蛋要是缠上来，咱们可怎么办？”可她终究还是答应了，临走前把我那件新做的蓝布衫塞进箱子，说“到时候见了人，别让人笑话咱们穷酸”。 去哲尔赛岛那天，我坐在船舷边，看着海水把浪花拍得老高。风里带着咸腥味，母亲把披肩裹得更紧了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远处的小岛。就在我们下船买牡蛎时，母亲突然拽住我的胳膊：“你看那卖牡蛎的是谁？”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一个瘦高的老头正弯腰给客人剥牡蛎，他的手像老树皮，指甲缝里都是黑泥。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突然认出了他的眼睛——那双眼曾笑着分给我银币。是于勒！他佝偻着背，动作像机器人似的重复着剥壳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。 母亲的脸瞬间白了，她把我往人群里拽：“快走！别跟这种人扯上关系！”菲利普也慌了，拉着我们往家的方向跑，脚下直打晃。我回头望了一眼，于勒似乎朝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剥牡蛎，他的背影在人群里越来越小，像被潮水吞没的礁石。 回到岸上，母亲把我那件蓝布衫扔在地上，用脚踩了踩：“什么于勒！我看就是个骗子！”菲利普蹲在墙角，把脸埋在手里，肩膀不停地抖。我捡起地上的蓝布衫，那布料在阳光下泛着光，可我突然觉得它像块冰，冻得我手都抖。后来我们再也没提过于勒，只是菲利普的顶针再也没在裤腰上响过，母亲的针线笸箩也落了灰，那里面还躺着没织完的毛衣——原本是给于勒织的。 现在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夏天的海，和卖牡蛎的老头。他的眼睛明明在笑，可母亲却说他是“穷人的祸害”。于勒叔叔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那些年我们盼着你回来的日子，是不是早就被海风刮走了？我望着窗外的烤红薯摊，王婶的铁桶又开始冒火星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说不出甜，也说不出苦。